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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距劳动力短缺时代还有多远
 

从1978年到1998年,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,资本贡献率为28%,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%,其余都是劳动力的贡献。这样的“人口红利”已不可能继续了。 

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,在别国的艳羡中,低劳动力成本的“中国制造”走向全球,成为一张世界级的中国名片。然而,近来的一些数据和事实却表明,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出现隐忧。

    亚洲开发银行日前发布了一份《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》,报告警示,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面临三大挑战:人口老龄化带来的“人口红利”消失,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,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。

    早在去年,中国社科院发布的《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》就指出,近年来,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正由沿海向内地蔓延,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。研究报告表明,中国劳动年龄人口(15岁到59岁)供给增长率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,预测到2011年左右,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,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。该课题负责人、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窻呼吁决策者警惕:到2013年中国的“人口红利”可能转变成“人口负债”。

    这些说法是否危言耸听?

   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制造业密集地区,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。作为每年节后的必需课题,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对广州、深圳、惠州等地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,并于今年3月公布最新调查数据。调查结果显示,广东在岗员工总数39.62万人,其中普工、技工、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目前的缺口数分别是1.64万、0.17万和0.08万人。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,缺工企业的普工、技工、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年度离职人数与在职人数的比值,依次是32.68%、18.52%和17.20%,普工的流失率达到了技工的两倍。而一般企业年度流失率通常都在10%以内。此外,监测显示,2007年第四季度,珠三角地区的用人需求同比增长71%,而求职人数增速是32%。

    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初现“民工荒”时,更多人相信,这仅仅是局部和暂时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。但不久之后,长三角地区也出现了“民工荒”。

    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的数据显示,2005年第三季度,全省52个市、县(区)劳动力缺口为29万多人。到了2007年,浙江省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,第二季度全省劳动力缺口约86万人,劳动力资源仍供不应求,尤其缺乏技能人才,出现了有岗位而无合适人选的尴尬。

    实际上,“用工荒”已经从沿海波及到了内地,呈加速蔓延趋势。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调整,中西部地区开始迎头赶上,随着企业纷纷向中部地区搬迁,原来作为输出地的江西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等省份的“民工荒”现象也陆续出现。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调查测算,全省企业常年缺工约40万人,全省经济开发区缺工率约为38%。

    中国社科院2007年的《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表》显示,2007年我国能够全部招满工的企业只有不足32%,至少有1/3的企业缺工在25%以上。

    与此同时,作为“民工源头”的中西部地区,也开始通过提高工资、完善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,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。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已经演变为普通劳动力的短缺,劳动力供求逆转苗头已经出现。

    这让人多少有些匪夷所思。尽管从2004年开始“民工荒”问题日益突出,但是每年1200万至15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城镇转移,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。一直“人满为患”的中国真的在走向人力短缺?

    乐观者认为这是杞人忧天,毕竟我们还有农村数亿闲散劳动力这个“蓄水池”。“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,劳动力还是供大于求。”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游钧这样认为。

    虽说是供过于求,但供求对比已不那么悬殊,特定劳动力价格水平下,更不再是供过于求。事实上,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了。

  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2749个行政村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,74.3%的村庄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,只有1/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。这个比例在东部、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.6%、76%和76.4%。此外,在城里打工的年轻民工也呈现越来越少的趋势。

   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,2004年26岁以上民工比上年增加453万,比2003年381万的增加量还要高出72万。而25岁以下民工比上年减少20万,与2003年530万的增长量相比,相差550万。2004年,25岁以下民工数量出现首次下跌。

    据人口学家统计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,形成了当前和未来2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维持在65%以上的较高水平。这意味着,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,实际上是享受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“红利”。从1978年到1998年,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,资本的贡献率为28%,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3%,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。

    而这样的“红利”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继续出现。1990年至2002年,乡村人口减少了2658万人,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,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。

    各种迹象表明,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了,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。面对这一转折,靠廉价劳动力构成经济起飞的“世界工厂”,需要转换思维了。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,意味着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,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至关重要,而这需要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。

    长期以来,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,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,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,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。眼下,善待劳动者成为应有之义,不仅要加强各种劳动保障和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,各级政府还需在户籍制度、公平就业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,才有可能减缓日益逼近的劳动力短缺。

    也许有人会说,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减弱国际竞争力。然而据一项测算显示,在制造业,我国大陆的劳动力成本约为香港的1/10、美国的1/20,因此即使我国大陆将农民工工资再涨一倍,也远远不及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投入。这也正给我们大幅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提供了可能。

( 来源:中国青年报,作者/编辑: 王俊秀)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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